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盗墓——人间对地狱的野蛮入侵(七)墓主与盗墓贼千百年的斗法  

2009-10-17 23:47:27|  分类: 历史探秘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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墓主与盗墓贼千百年的斗法

 

中国历代重视“凶礼”,“事死如生”,厚葬之风绵延不绝。众多墓中宝藏引得盗贼想尽办法入侵地宫,加之有政治性的掘墓鞭尸行为,我国古代墓葬受到严重的破坏。

   盗墓和防盗措施是针锋相对的。因为盗墓行为猖狂,所以防盗措施也不断进步。防盗措施稍有进步,盗墓贼很快有了破解技术。于是出现“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”的恶性循环。总体上看,防盗措施始终处于被动和落后状态。

 

道高一尺——古墓的防盗措施(上)

 

总结历代陵墓防盗措施,大体有以下212种:

 

第一类是人文措施,包括道德压力、报应宣传、立法禁止、守陵护墓、厚养薄葬、不留骨灰

 

道德压力

 

道德压力好理解,自古以来,盗墓行动为官民普遍痛恨,史料中所记载的盗墓贼,多是恶贯满盈之人。盗墓贼曹操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大奸臣、董卓是大奸巨恶,几千年都正史和民间戏曲都轮番批判之。就是伍子胥鞭尸,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亦有批判:“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?”中国礼制传统对于墓葬是明确予以保护的。周武王灭商后,即“封比干之墓”,因此取得了“殷民大悦”的政治效应(见《史记·殷本纪》)。汉初对岭南割据者赵佗家族墓葬的保护,也成为汉王朝对南越国外交成功的重要因素。春秋时期“齐师入鲁,修柳下惠之墓”(见《晋书·元帝纪》)、西汉初年“汉祖祭信陵之坟”(见《晋书·慕容德载记》)、西晋初年钟会“西出阳安口,遣人祭诸葛亮之墓”(见《三国志·魏书·钟会传》)。这些行为都透露出当时的政府宣扬礼制,维护社会道德的行动。

道德压力,有时候对皇帝也有作用。北宋庆历年间,夏竦与石介有怨。石介去世,夏竦却对宋仁宗暗示石介叛国投契丹,宋仁宗于是遣中使发棺验之。提点京东刑狱吕居简当时就提出反对意见:万一石介确实死去,“是国家无故剖人冢墓,何以示后世?”他建议,石介去世一定有亲族门生会葬及棺敛之人,如果“召问无异,即令具军令状保之”,也可以应对皇帝的诏令。于是广泛调查知情者,有数百人保证石介已死,“乃免斲棺”。从石介墓得以保全的实例可以知道,即使是贵为天下之尊的皇帝,也不能不顾忌“国家无故剖人冢墓,何以示后世”这样沉重的舆论压力。(《宋史·儒林列传二·石介》)

 

报应宣传

 

报应宣传并非佛教独有,《易·传文·文言传·坤》(“上经”第二卦)里所称,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,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”,报应宣传在佛教“因果报应”观点传入以后更加明显。民间总是流传着盗墓贼见鬼横死、家中遭灾,遭牢狱等报应。

周密在《癸辛杂识》中记述僧人杨琏真珈盗掘宋帝王陵,“凡得金钱之家,非病即死。”“方移理宗尸时,允泽在旁以足蹴其首,以示无惧。随觉奇痛,一点起于足心,自此苦足疾,凡数年,以致溃烂双股,堕落十指而死。”这起重大盗掘事件的发起者天衣寺僧福闻也遭到报应,“天衣闻僧者既得志,且富不义之财,复倚杨髡之势,豪夺乡人之产,后为乡夫二十余辈俱俟道间,屠而脔之。当时刑法不明,以罪不加众而决之,各受杖而已。”

朱国桢《涌幢小品》卷六“古墓”条下有这样的故事:宋人名叫张十五的,园中有古墓,因为家境贫困,发掘墓中财物。夜间听到有人说:有几件东西,差点儿被人劫取。张十五第二天又再次盗掘,将铜镜等随葬品洗劫一空。于是竟得“瘇毒”之病,每天狂叫“杀人”,直至死去。

古人写笔记小说,多因迷信或者夸张而不实。但是委员明确说:盗墓确实容易染上疾病,也会因为世人不齿,心理压力遭到报应。

 

立法禁止

 

立法禁止也是重要措施。禁止盗墓的法律,在先秦应当已经出现。如《吕氏春秋·节丧》中写道,厚葬形成风习,于是“国弥大,家弥富,葬弥厚”,而自然会因此诱发“奸人”盗墓行为,“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,犹不可止。”可知当时对于盗墓,已经有“以严威重罪禁之”的惩罚措施。

汉代严禁盗墓的法律,也见诸史籍。《淮南子·氾论》写道:“天下县官法曰:‘发墓者诛,窃盗者刑。’此执政之所司也。”据说往往“立秋之后,司寇之徒继踵于门,而死市之人血流于路”,可知执法是严格的。张家山汉简《二年律令》中的《盗律》规定,“盗发冢”与伤人致残、讹诈、杀人及拐卖人口等同罪,都应处以磔刑。

《魏书·高宗纪》也记载,北魏文成帝拓跋浚太安四年(458)冬十月,“北巡,至阴山,有故冢毁废,诏曰:‘昔姬文葬枯骨,天下归仁。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。’”

唐代法律包括制裁盗墓行为的内容。唐太宗于贞观四年(公元630年)九月曾下诏:“禁刍牧于古明君、贤臣、烈士之墓者。”也就是说禁止在君王大臣烈士墓地周围耕作放牧。《唐律疏议》有关于对“发冢”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,例如:“诸发冢者,加役流;已开棺椁者,绞;发而未彻者,徒三年。” 翻译成为白话就是:各种盗掘墓葬者,罚处劳役,流放远方;已经打开棺椁的,处以绞刑;盗掘然而尚未至于棺椁的,判处徒刑三年。此外还规定:其墓葬已被破坏以及尚未殡葬而盗损其尸柩的,判处徒刑二年半;盗取死者衣服者,罪减一等;盗墓取中器物、砖、版者,与一般盗窃罪同样处罚。对于真正的“发冢”,处置是十分严厉的。同类罪罚,“刑名轻重,粲然有别”,反映了中国历史上法律经多年实践检验而日臻成熟。对于冢墓、棺椁、尸身造成毁伤的行为都有不同的处罚条文。甚至是损害陵园墓茔内草木的行为,都要处以徒二年和杖一百刑罚。

在唐代,“开劫坟墓”与“十恶忤逆、官典犯赃、故意杀人、合造毒药、放火持仗”以及“关连”、“逆党”等同样,被列为最严重的罪等之一,是州府一级地方司法机构不能够判决的。据《旧唐书·懿宗纪》记载,唐懿宗咸通十年(公元869年)六月戊戌日颁布的诏书中,有关于司法的内容,要求京城及各地关押的全部囚徒中“除十恶忤逆、官典犯赃、故意杀人、合造毒药、放火持仗、开劫坟墓及关连徐州逆党外”,应甄别罪行轻重,酌情尽快释放,不再囚禁。两年之后,唐懿宗又有“慎恤刑狱”之举,但对于“十恶忤逆、故意杀人、合造毒药、持仗行劫、开发坟墓”则不能“疏理释放”。又过了两年,唐懿宗因佛骨至京,再次宣布减免天下刑囚罪等,“京畿及天下州府见禁囚徒,除十恶忤逆、故意杀人、官典犯赃、合造毒药、放火持仗、开劫坟墓外,余罪轻重节纪递减一等。”可见,即使在逢遇特殊庆典盛事,每有减罪赦刑时,“开劫坟墓”作为重罪,也不在其列。

  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盗墓的严厉打击,比汉人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。《金史·太宗纪》记载天会二年(1124),“二月,诏有盗发辽陵者,罪死。”对盗掘辽朝帝陵者予以严惩的命令著于《金史》帝纪,说明当时最高执政者态度之严峻。《金史·刑志》又记载金世宗大定十二年(1172),尚书省上奏,“盗有发冢者”,金世宗说:连功臣坟墓也有遭遇盗掘者,这是因为没有“告捕之赏”,所以犯罪者肆无忌惮。“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。”与刑罚结合的告密制度的建立,是为了切实有效地惩治盗墓行为。

  在元代的法律中,有关于“发冢开棺伤尸,内应流者”,“杖一百七,发肇州屯种”等条文。《元史·刑法志一》规定:官民人等但犯“发冢”之罪也是与“强窃盗贼”、制造假币、劫掠拐卖人口以及“放火、犯奸”等“诸死罪”同样处罚的。《元史·刑法志三》“大恶”条又有这样的内容:子孙辈“或因贫困,或信巫觋说诱,发掘祖宗坟墓,盗其财物,卖其茔地者”,按照情节轻重断罪。“移弃尸骸,不为祭祀者”,情同“恶逆”。如“为首同他盗发掘祖宗坟墓,盗取财物者”,也以“恶逆”论处,即使“遇大赦”免罪,仍要“刺字徙远方屯种”。这是关于“发掘祖宗坟墓,盗其财物”的法令。其罪行予以严惩,有维护宗法道德的意义。明列于法律条文,说明民间类似现象是存在的。

从《明史》的记载看,当时法律有严治“盗墓之罪”的原则。

而《大清律例》有关于“发冢”的内容,对36种情形分别处罪。其条例计22条,内容备极详密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盗墓者的处罚相当严厉,刑法第328条规定,盗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、古墓葬的,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此外,盗运珍贵文物出口,处3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,可并处罚金;情节严重的,处10年以上徒刑或无期徒刑,可并处没收财产。

历朝历代虽然关于盗墓的惩罚条文严厉,然而中国历史上动乱多,乱世之中无法无天,活人尚且不保,何况死人?有些盗墓者有深厚的背景,甚至有官方身份,难于处罚。如前所述大官盗曹操、陈奉等,甚至还有盗墓贼就是当时的帝王,如伪齐帝王刘豫、乾隆皇帝等。

 

守陵护墓

 

从历史上看,守陵护墓是很有效措施。秦朝以后,皇陵多都驻扎有守陵部队和看陵官员。明朝时各陵都有监、园、卫等名称,监即神宫监,是太监住的地方,专门管理陵宫祭祀等事务,所以都筑在陵宫附近,现在均已形成村落。园是园丁住的地方,经营瓜果菜蔬,供给祭陵之用。卫是驻军所在,用以保卫陵寝。今天的昌平县城内,还有长陵卫、献陵卫、显陵卫胡同,但都已成为历史陈迹了。明太祖的孝陵内设神宫监,外设孝陵卫,有五千到一万多军士日夜守卫。既然有“卫”,就要在驻地修建一座城堡,供护陵军队驻扎。由于战乱和风雨的侵蚀,大多数守陵卫城已不复存在。目前德陵南面约一里外的“德陵古堡”是十三陵地区现存的惟一一座军事古堡,残存有卫城城墙。在王朝兴盛期内,守护部队和官员都有权限和职责,基本上能保护陵墓安全。然而每一个朝代短的仅仅数十年,长的不过数百年,朝代更替之后,守陵部队撤销,陵墓无人看守,或者干脆就是后朝对前朝的陵墓直接破坏,如大顺军(李自成军)、清军曾严重破坏明陵。文献记载:李自成进京后,明十三陵曾遭受毁灭性破坏,“大火三日不绝”。顺治四年(公元1647年)以后,清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,为缓和民族矛盾,安抚前明遗老,说江山并非得自朱明王朝,而是取自李自成之手,为此对明陵进行了一定的保护。“设陵户、给赡田、禁樵采”,并对崇祯的思陵进行了修葺。乾隆五十年(公元1785年),清高宗弘历(乾隆)在明成祖朱棣的“神功圣德碑”背面镌刻“哀明陵十三韵”,略示对明代帝王哀悼之意,并对曾经遭到破坏的定陵、德陵进行较大规模的修缮(之前委员提过,这是一次以保护为名的盗墓行为)。康熙、乾隆帝南巡时,都曾亲往明太祖孝陵谒陵,还特设守陵监二员,四十陵户。这时候,守陵部队已经撤销,换成陵户,自然对明十三陵的保护就更加马虎了,无非就是欺骗一下汉族人民而已。

 

中国人对先人的守墓观念普及到普通文士,“(墓前)结庐而居”,“守孝三年”就是普通文士的守墓方法。史书还有不少因家庭墓葬遭破坏,士大夫因而辞官回乡的事例:如《晋书·华谭传》记载,西晋时,“素以才学为东土所推”的秀异之士华谭,曾以父墓毁而去官回乡;《晋书·何充传》记载会稽内史何充“以墓被发去郡”。《旧唐书》等史籍中也有同样的事例,如唐宣宗时东都留守柳仲郢因“盗发先人冢”,于是弃官回乡。可见当时文士多守墓的重视程度。有钱的地主老财,会买下墓周边一片田地,然后雇佣农民在墓地周围耕作,顺便守墓。

 

守墓人中,最忠最诚最义的,当属袁崇焕墓守护人余氏家族。崇祯三年(1630),袁崇焕被磔(zhe)刑处死于西市。其部下佘义士深明大义,“夜窃督师尸”,葬于北京崇文门东花市斜街,并世代守墓,至今已传379年至十七世佘幼芝女士。

 

厚养薄葬

 

中国历史上盗墓之风愈演愈烈,到了明朝,皇家依然大修陵墓,用军队守卫皇陵,而普通老百姓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,所以从明朝开始,民间墓葬的随葬品普遍比较少。广东省广州地区明朝墓葬多无金银,基本上少有盗墓贼光顾。2007年在番禹发现的明朝万历古墓,甚至连值钱的陪葬品都没有。同期,闽南地区的明朝墓葬也没有什么值钱陪葬品。

传说清顺治帝陵墓中毫无陪葬品,所以迄今为止,都未被盗掘、

现代墓葬陪葬极少,盗墓价值也不大。可委员在网络上还见过学生打游戏机没钱盗墓挖陪葬硬币的新闻,可见薄葬也不是彻底安全的方法。另外,薄葬防盗,必须让盗墓贼彻底相信墓中并无陪葬品。要是盗墓贼不相信呢?还是会被盗。如果盗墓贼要以先人骨灰(遗骸)勒索,那么薄葬也无济于事了。2006年大年初一,四名匪徒以风炮、锄头意图凿开香港首富李嘉诚亡妻的坟墓,幸墓穴坚固,无被凿破。香港警方20061211日拘捕两名匪徒,他们供认主犯王均福共招揽了5名内地和2名香港男子参与盗墓,意图取得先人的遗骸以勒索李嘉诚。

 

不留骨灰

  最有效的措施——连骨灰也没有,谈何盗墓?只有走到这步,所有盗墓贼才真正的无计可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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